來源|鳳凰網

撰文|王之言

姚璐是一名80后風光攝影師。她曾花四年時間，獨自前往幾乎所有中東國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以色列、巴勒斯坦……這一路，姚璐看到了和新聞里被紗袍遮蓋、被動蕩彌漫的不一樣的中東。

比如伊朗，姚璐發現那兒的人最有叛逆精神，他們在嚴格的宗教管制下悄咪咪過著五彩繽紛的“秘密生活”。人們把頭發染成綠的、粉的、藍的，在夜里開派對，女人換上短裙，濃妝艷抹，盡管當地禁止飲酒，他們卻偷偷釀酒。

在巴勒斯坦，姚璐目睹了全長750公里、高達8米的“巴以隔離墻”。這堵刺眼的灰色混凝土墻將土地一分為二，來自全世界的游客在墻上涂鴉，有人用英文寫下“做鷹嘴豆泥，而不是建隔離墻”，還有一個圓圈里寫著中文的“拆”字。

在土耳其，一位父親聽說姚璐生活的上海都是男人做飯，不可置信地阻止她繼續講下去，以免他的妻女罷工……

有趣的細節只是中東的面相之一，沉重的話題也存在于姚璐的觀察中。確切地說，她是帶著兩個好奇前往中東的。

好奇之一是，在動蕩環境下，一個個具體的人如何維持日常？他們的人生如何被時代左右？姚璐說，中東是觀察動蕩時代里個體命運起伏最合適的地域。

其二是性別問題。姚璐常年在國內獨自徒步、扎營、攝影，常被問及：你怎么一個人出來旅游？你還沒結婚？而她此行前往的中東國家，比如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埃及、黎巴嫩、約旦等，均位列“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里的倒數。她想知道長袍頭巾之下的中東女人過著什么樣的生活？她們的人生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性別？

2016年7月，姚璐坐上了飛往伊朗首都德黑蘭的航班。她以“沙發客”的身份旅行，這是一種基于故事分享、文化交流的免費住宿方式。在挑選沙發主時，她盡可能選擇那些關心社會和性別議題的人——盡管這樣的人在中東國家可能是少數派。此后四年間，她陸續住進了31位陌生人的家。在和他們的朝夕相處和漫長的行走觀察下，姚璐眼里的中東逐漸鮮活豐滿起來。她將一路見聞寫成了一本書，《看不見的中東》。

時至今日，姚璐依舊關心中東。2023年10月以來，巴以沖突不斷，黎以、伊以局勢升級，敘利亞政局突變……與宏大敘事相對應的，是姚璐當地朋友的人生變遷——疫情爆發后，一位敘利亞舞者朋友失業了，她說人們的收入斬半，她一度想來中國尋找機會；還有兩位敘利亞朋友移民到荷蘭，卻發現外來者的身份讓他們難以融入……

“戰亂了這么多年，其實沒有換來一個更好的結果。普通人在宏觀之下是很悲哀的，渺小的個體只能隨波逐流，甚至控制不了自己的生與死。”姚璐說。

以下是她對鳳凰網的講述。

我印象最深的中東國家是伊拉克。哪怕是現在戰亂不斷的敘利亞，在2011年內戰前，也曾是備受西方游客青睞的旅游地，但那時我上網搜索伊拉克的旅游信息，幾乎一片空白，沒什么游客去過。因為從1980年代開始，此后40年間，伊拉克一直處在動蕩之下。

我在伊拉克的一個月非常豐富，每一天都像是放大了。連接巴格達機場到市區的高速公路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道路之一。作為軍事用品的補給通道，這段25公里的路程頻遭汽車炸彈、人體炸彈、槍擊掃射等襲擊。第一位伊拉克沙發主艾哈邁德開車帶我駛過這里時，緊張得一言不發。街上的大部分汽車都破了相，不是玻璃被子彈打穿過，就是被撞得凹凸不平。直到我們駛離公路，他才舒了一口氣：“我們安全了。”

在首都巴格達，我每天出門幾乎都看不見女人，街上的男女比例是100：1。我在其他國家沒有見過如此極端的情況。伊拉克女人不能一個人外出，必須有男性家屬陪同。艾哈邁德帶我逛夜市時，還特地帶了一把手槍，塞上子彈。我在他的陪伴下披著長發穿梭在街上，如同走秀。人們紛紛禮貌地詢問我能不能合影，還有小攤主送上免費果汁。

我還參加了一場伊拉克婚禮，新娘在國外留過學，希望我能給她拍照。可我一拿出相機，其他女人不樂意了。伊拉克人認為，女性拍照是一種不檢點的行為。在他們看來，如果這樣一個女人被性騷擾，就是她咎由自取。家庭照片里也沒有女人，好像家里不存在“她”。最后，只能新娘允許我才拍，別人不允許我就不拍。

艾哈邁德有兩個妹妹。這對小姐妹見到我很興奮，眼睛亮亮的。我是她們見到的第一個活的外國女人。她們特意準備了一段英文自我介紹，像背課文一樣背給我聽。兩個女孩臉紅紅的，不敢直視我，妹妹還時不時扭頭看看姐姐，尋找鼓勵。

我在中東很多地方都見到過這樣羞澀的神情。一位巴勒斯坦沙發主的妹妹一開始也不敢和我講話，常常一邊剝蒜，一邊用余光偷偷看我一眼。

熟絡之后，小姐妹終于敢和我聊天了。和大多數伊拉克女孩一樣，不上課的時候，她們就在家里干家務、做飯。伊拉克女人很關注外貌，出門前一定從頭到腳打扮一番，描很粗的眉毛，化夸張的眼線和眼影，嘴唇也化得很厚。姐妹之間互相化妝，還互相點評。小姐妹問我，中國女人化妝嗎。當得知不是所有女人都化妝，包括我，她們不敢相信。

阿拉伯人天生是卷發，很毛糙，汗毛也很密。女孩們非常迷戀順滑的直發。小姐妹像癡漢一樣，摸摸我的頭發。還有敘利亞女孩來房間找我聊天，忽然關上門，鎖好，輕聲問我：能不能看看你的汗毛？

有一天，艾哈邁德一家計劃出去玩。小姐妹從起床就開始捯飭，等所有妝容、服飾、飾品、零食一一準備好了，已經是晚上6點。然后，她們進入最后一道著裝流程——換上長袍、戴上頭巾。于是精心打扮10個小時的漂亮衣服、漂亮項鏈、拉直的頭發、剃過汗毛的光滑皮膚，都被遮了起來。

在艾哈邁德家的廁所里，我困惑了很久。里面沒有衛生紙和垃圾桶，只有一個塑料細口水壺——阿拉伯人不用手紙，而是便后直接用水壺里的水和左手手指清洗。我只能用自帶的衛生紙，清潔后裝進袋子里，再趁沒人注意，扔到附近常用的垃圾桶里。為此，我四處搜集塑料袋，努力觀察一家人的行為規律。

直到兩年后，我才鼓起勇氣問另一位伊拉克沙發主瑪瓦達：女性生理期怎么辦？她大笑著解釋，她們也用衛生巾，但會收在袋子里，免得被男性親屬看到。她很無奈她們的社會至今還有月經羞恥。

瑪瓦達是一位22歲的單身女性。在童婚泛濫成災的伊拉克，她已經被歸入“晚婚”的行列。她的父母用開放、自由的教育方式養大她，供她在伊拉克讀大學（當地人大多認為供女孩上大學沒有用，畢業后還是去做家庭主婦），允許她獨自外出，這種“散養”式教育一度受到親戚指責。瑪瓦達不僅不介意我們合照，還敢在Instagram上分享。她為自己制定了詳細的職業規劃，在心儀公司的面試里，她一路闖到最后一關。但老板最終選了一個能力和履歷都不如她的男性。

瑪瓦達曾經傷心地跟母親說，你們讓我有了廣闊的視野和遠大的志向，可是到頭來，自己的人生空間竟然這么小。

中東人總會問我，外面是什么樣？唯有伊拉克女人提問時的狀態不一樣——她們很謹慎，好像既好奇，又害怕知道。在一個連女人拍照權利都沒有的國度，她們離不開，也很難改變。我甚至想，如果她們什么都不知道，做個井底之蛙，是不是會更幸福一點？

和伊拉克截然不同，伊朗是我感覺最有活力的中東國家，人們充滿批判精神。

飛機落地首都德黑蘭前，機艙里的女性——2/3是當地人，1/3是世界各地的游客——齊刷刷地扎起頭發，戴上頭巾。伊朗不要求穿黑袍、戴黑頭巾，衣服能包裹住臀部、不緊身就可以。我準備了兩件長度到膝蓋的寬松衣服和一條花色頭巾，因為在我看到的中東國家，頭巾必須遮住所有頭發。我也小心翼翼地把每一縷頭發塞進頭巾，打了一個緊緊的結。

當我走進德黑蘭地鐵的女性車廂，里面的伊朗女人都睜大眼睛打量我。一位姑娘笑著告訴我，不用把頭發捂得這么嚴實。我這才發現，車廂里的年輕女性穿著修身的牛仔褲，搭配各式皮鞋，五顏六色的頭巾敷衍地搭在頭頂，前額劉海大片露在外面。我簡直像一個纏滿繃帶的怪人。

當然，如果你真的在路上看見一位鼻子上貼著厚厚紗布的伊朗女人，那是因為她剛做完鼻部整形手術——不是墊高，而是削低——鼻梁過高的鷹鉤鼻是伊朗人的噩夢，他們更欣賞矮鼻梁，也許審美都是越稀有越好看。貼著紗布的鼻子是另一重炫耀的資本，這表示她負擔得起高昂的手術費用。

明面上，伊朗檢查穿著和行為的宗教警察遍地（說實話，我區分不出來哪個是宗教警察，他們和正常警察著裝差不多），人們不得不遵守規范。暗地里，伊朗人卻過著“秘密生活”。女人們在派對上穿短裙、濃妝艷抹；人們偷偷戀愛，在夜幕下的山頂上謹慎地依偎；飲酒被禁止，有人就自己釀酒，或者去地下渠道買酒。

在街上，很多伊朗人主動用英語跟我對話——會英語的人在中東是少數，至少接受過大學教育。他們問我對中東的看法，對美國的看法。有小伙子繪聲繪色地跟我聊他多年前第一次摸到iPhone4的感受，像是觸電一般，并形容他手里的雜牌手機是塊石器時代的板磚。

盡管伊朗已經是我所見識的最有反抗精神的中東國家，骨子里依然是個性別極度不平等的國家。我在伊朗認識的第一個沙發主，她家里三代女性的地位一代不如一代。外祖母年輕時，也就是1979年伊斯蘭革命之前，伊朗還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國家，女人們穿著日常、性感的服裝上街，自由地進出電影院，開派對，在政壇和商界有一席之地。這家女主人小時候也經歷了開放時代的余暉，后來伊朗社會發生巨變，女性地位隨之一落千丈。等到了外孫女輩，出門就得戴頭巾，穿長衣、長褲、長袍了。

如今，伊朗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只有不到1/5。為女性提供的崗位大多是教師、服務員等晉升空間有限的工作，許多女碩士很難找到與能力相匹配的工作。一位女沙發主是英語專業碩士，只能去初中教英語。她丈夫建議她辭職，因為家里不差那點錢。她低著頭對我說，她一路讀到碩士，除了生孩子、做家務、伺丈夫外，難道不能做點自己的事嗎？

另一位沙發主忍受不了丈夫的家庭暴力，果斷離了婚，獨自撫養女兒。她的女兒18歲，熱愛音樂。伊朗禁止在公共場合演奏音樂，對女性演奏和唱歌的管控更為嚴格。這個小姑娘曾在街頭拉小提琴，被警察抓走。她媽媽去警察局撈她，裝模作樣地批評了她一番，回到家，又夸她做得非常好。

后來，女孩改變了策略。她和朋友去樂器展，以試琴為借口，借機演奏。萬一被逮個正著，也有理由。她們對高壓環境的反抗很機靈、很可愛，一邊反抗，一邊快樂、健康地生活，不是我們慣常認為的苦大仇深。可能她的一生都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反抗，到老了才能看到一點點成果。

出發前我設想過，假如在中東看到戰爭殘骸，我會是什么感受。我可能會很悲痛，產生憐憫心。事實上，那一刻我沒有任何情感。

2018年冬，我抵達敘利亞，當時戰況尚且平穩。天不亮，賣馕和面包的鋪子前就排了很長的隊伍。經歷了內戰，許多敘利亞人似乎產生了心理創傷，喜歡囤一些食物。一位沙發主家的料理臺上擺著幾十個裝滿水的塑料大瓶，內戰破壞了供水系統，雖然當時恢復了正常，可一周只有一天的自來水是干凈的，其他時候水里有很多雜質。

在敘利亞霍姆斯的一個清晨，我出門散步。天空藍得透徹，五層樓高的椰棗樹樹干筆直。街上沒有什么人，店鋪也還沒營業，一切和往常一樣。走了三條街之后，沒有任何過渡地，我眼前出現了一整片戰爭廢墟。樓房只剩下一半樓體骨架，剩下的一半被夷為平地，東倒西歪，面目全非。

那個時候，我的心是空的。待了大概10分鐘，來了一輛警車。他們問我是干什么的，看了我的簽證，就把我帶回賓館了。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想我為什么會沒有情感。我從來沒有面對過戰爭廢墟，我不知道該拿什么情感去應對。

普通敘利亞人對未來的想象和規劃常常被動蕩的時局攪黃：原本準備留學的一筆錢貶值了，眼看著朋友向自己走來時被炸成了碎片，在國外找工作被特殊對待……當地適齡男青年必須服兵役，服役時間原本是一年半，內戰爆發后就沒個準了。一個敘利亞人告訴我，他朋友已經在軍隊待了八年。不服役就出國留學或工作的話，就不能再回敘利亞了。不想加入戰爭絞肉機的男青年，只能一直念書，讀書、休學，考研究生，繼續讀書、休學。

所以經歷過戰爭的人，最清楚和平的難得。我讀茨威格寫的《昨日的世界》，書里描述了工業革命后，看起來一切都在往更好的方向發展，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卻無法預見第一次世界大戰就要爆發了。我看了很多歷史書后發現，在人類文明史上，和平時期反而是不多見的。

不過，我遇到的大部分敘利亞人不怎么談論戰爭，即便提起，也是輕描淡寫。隔壁的街道在巷戰，他們依然能坦然地喝咖啡，假裝什么都沒有發生。

我一開始并不理解。待了一段時間后，我逐漸能體會他們的感受。你可以看作是樂觀，也可以看作是麻木，或者冷漠。這是一種生存本能，在那樣的環境里，他們只能這樣生活。

就像我在伊拉克時，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生活總要繼續”。艾哈邁德的妹妹告訴我，伊拉克戰爭時，巴格達經常發生爆炸。那時她還小，有次她問爸爸那些聲音是什么。她爸爸說，是有人在過生日。2004年，他們的爸爸在一場街頭爆炸中身亡。但比起傾訴戰爭的殘酷，艾哈邁德更喜歡向我展示他從威尼斯買回來的面具。

一天，艾哈邁德帶我參加朋友聚會。不遠處突然傳來一記爆炸聲，所有人都縮了一下肩膀。原來是煙花。盡管伊拉克不禁煙花，但這種聲音曾意味著襲擊和死亡。這時，有人喃喃自語：“我都忘了爆炸聲還可能是煙花了。”?

另一次，我和幾位敘利亞女大學生聊天。她們家境貧寒，戰爭爆發后，境況更是艱難。如果不冒險來上學，她們的出路只有嫁人。那天的電力很穩定，取暖器始終在工作，女孩們不太想聊嚴肅話題。她們在屋里放起當地歌曲，跟著節奏舞動雙手，隨意地扭腰或者轉圈，足足跳了兩個小時。

中東人常問我，計劃生育這一代的獨生子女是怎么長大的，會孤單嗎？還有巴勒斯坦女孩聽說過上海人民公園的相親角，她不理解，為什么要讓陌生人知道女性的身高、體重和收入。

他們還好奇無神論者怎么活。我一開始聽到這個問題很驚訝，怎么就不能活？尤其是土耳其東南部，那里的社會氛圍保守，我成天被素不相識的人提問：你為什么沒有信仰？大部分中東人世世代代都是信徒，他們生活里的一切都由“神”所規范，出國做生意去的也是文化相近的國家，很少接觸無神論者。我跟他們解釋，我們如何分辨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另一種社會如何靠法律來運轉。

一位伊拉克沙發主得知我們下午5、6點下班，大吃一驚，因為他們中午1、2點就迎來下班高峰了。當他聽說大城市的中國人不僅要加班，還要花一兩個小時通勤，瞪大眼睛感慨說，中國人的勤勞真是名不虛傳啊。

剛到伊朗沙發主家時，到飯點了，我都餓了，沒有人叫我吃飯。一開始我沒說話，我想看看他們準備什么時候吃飯，可一直沒有動靜。后來我才知道，他們沒有固定的飯點，家里人又多，不會一起吃飯，誰餓了誰就吃。

以前，我以為我們中國人的健康觀念是普遍真理。中東人不一樣，夜晚才是他們吃東西的高峰。這是因為沙漠氣候下的白天非常炎熱，陽光強烈，氣溫最高甚至突破50度。像沙特阿拉伯，他們白天要做五次禱告，每次禱告時，商店、銀行、郵政全部關門，白天的生活是不連貫的。所以中東人的一天從日落才開始。

他們大半夜不睡覺，經常玩到凌晨三四點鐘，出門吃甜食和很油膩的食物。我曾在夜晚被熱情的沙發主投喂過甜膩的“沙赫拉布”（sahlab），一種由奶油、牛奶、糖和玉米淀粉制成的冬季熱飲，我抿了一口，燙得差點扔掉杯子。他們形成了另外的生活模式，但是它有理可循，不是一個奇怪的事情。

這一路走下來，我看到的每一個中東國家都不一樣，每個國家的內部不一樣，女性的生活也不一樣。敘利亞大馬士革是最世俗化的阿拉伯城市，女人們穿著和我們一樣的衣服，夏天穿熱褲，散著頭發。以色列、土耳其西部也都很開放。一百年前，現代土耳其奠基人阿塔圖爾克實行世俗化改革時，一度禁止女性佩戴頭巾外出。一位土耳其姑娘告訴我，她聽說當時有的女人因為感到羞恥，整整六年足不出戶。

最保守的是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我覺得這和氣候環境也有關。比如沙特阿拉伯，人們生活在沙漠里，一個人在這種環境里是難以生存的，你只有在集體里面才能延續生命。這就塑造了他們的思維方式，服從性更強。

我以前對戰亂的想象很貧瘠，好像他們很可憐。事實上，他們并不喜歡外界這么看待他們。他們有自己的生活，跟我們一樣有夢想，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渴望去國外，結交不一樣的人。人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走完中東之后，我對生活的理解也發生了變化。身處動蕩之中的普通人，將所有寄托在日常生活的節奏里，這是他們實現自我拯救的力量。同時，很多人也在做微小的反抗。人一生之中總會碰到大大小小無法掌控的情況，如果你改變不了它，那就選擇更快樂的方法度過去。

比如，那個在自由開明家庭里長大的伊拉克女孩瑪瓦達。在我離開兩年后，她告訴我，她已經入職一家知名的跨國企業，一個人在巴比倫生活，獨自開車去別的城市出差。她還計劃再修一個微生物學碩士學位，并打算嘗試調去這家公司在迪拜的中東總部。這是我在伊拉克聽到的最動人的故事。